據(jù)《青年時報》報道，近日在杭州K192公交車上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情：

一位身材矮小的小伙子坐在車廂中部的“照顧專座”上，他面前站了一對年輕夫妻，丈夫個子不高但很壯實，妻子抱著一個嬰兒。車廂“請給有需要的乘客讓個座”的廣播響過4遍，小伙子仍未讓座。后來有人下車，妻子坐到了其他座位，但這位丈夫氣惱之下突然連扇了小伙子5個耳光，小伙子被打得鼻血橫流。抱孩子的妻子也罵小伙子：你不是你媽養(yǎng)的嗎？不知道讓座。

讓座雖值得提倡，但這僅是提倡而非強制，對這一點，公眾的共識是清晰的。但當一個人坐在老弱病殘孕席上時，讓座是否就變?yōu)榱艘环N強制性義務(wù)呢？這個問題，頗為模糊，找不到直接的文字依據(jù)，公眾的認識也有分裂。不過，從歷史上著名的讓座事件中，我們不難找到反推的依據(jù)。

1955年12月1日，美國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42歲的黑人婦女羅薩·帕克斯下班后，乘坐公共汽車回家，她并未去坐前排的白人專座，只是坐在了中間的座位。車上人逐漸增加，不再有空座，按當?shù)胤梢?guī)定，如果滿座，黑人必須為白人讓座。司機喝令坐著的4名黑人讓座，但羅薩·帕克斯拒絕了，隨后，司機叫來警察逮捕了她。羅薩的被捕成為美國黑人爭取人權(quán)運動的序幕，一名叫馬丁·路德·金的26歲的黑人牧師在這場運動中成為了民權(quán)領(lǐng)袖。第二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公共汽車實行種族隔離的做法違憲，1964年出臺的《聯(lián)邦民權(quán)法案》禁止公共場合的種族歧視。

黑人拒絕讓座蘊含了對不公平的抗爭，其偉大意義當然不同于拒絕給抱小孩的婦女讓座的冷漠。但是，這一著名歷史事件卻可以讓我們對讓座義務(wù)是否有強制性做出更為清晰的判斷。羅薩·帕克斯違反給白人讓座的義務(wù)時，司機可以喚來警察逮捕她?？梢?，當一個義務(wù)是強制性時，它必然伴有對違反者的強制性措施。從這個角度看，給老弱病殘孕讓座是一種道德提倡，而在公交車上設(shè)立專席，并以不同顏色標注，則是為了明確責(zé)任人，以避免“旁觀者效應(yīng)”造成責(zé)任分散的更強烈的道德提倡，而不是一種強制性義務(wù)——畢竟，它沒有輔助的強制性措施。

退一步看，即使這是強制性義務(wù)，這位丈夫也仍然無權(quán)打人。例子非常明確，當一個人違反強制性法律，在公交車上偷盜時，路人也不可以一起上前圍攻。打人者雖然出于氣憤，但也并無“替天行道”的權(quán)力。這位丈夫在打人時或許并未想太多，但潛意識中，很可能有“你未讓座，所以不對，所以該打”的心態(tài)。這本質(zhì)上不過是抓住弱者道德上的瑕疵，利用拳頭把道德轉(zhuǎn)變?yōu)閺娭频氖褟娏枞醯男袨?。對于一個讓老婆抱孩子擠公交的壯漢，這一點似乎更為明顯。

這位丈夫用拳頭把道德變?yōu)閺娭频男袨?，不過是大環(huán)境下的一個小浪花。在當下的中國，不少人都習(xí)慣在法律之外，用道德說話，而一些人的道德背后，實際還是拳頭。由于道德是模糊的、柔軟的、可變的，有拳頭的人當然更喜歡道德，而非明確、冰冷的法律。

這種心態(tài)的結(jié)果就是公共治理暴力化、經(jīng)濟糾紛暴力化、社會討論暴力化。不管是圍攻售樓處的業(yè)主，圍攻淘寶的商家，還是各種形式的約架，都是這種拋開法律、強制要求對方服從各種類型的“道德”，最終給自己帶來利益的行為的表現(xiàn)。

所以，有時候，那些小小的“不道德”能逍遙于法律之外，不但不是國家敗壞的表現(xiàn)，反而是一個國家法治健壯的表現(xiàn)。很多時候，法律在強橫者前都無能為力，而道德往往是強者在法律之外，僅為弱者設(shè)立的規(guī)則，這不但讓強者免于法律的限制，更為弱者施加了一層額外的道德枷鎖。根據(jù)后續(xù)新聞報道，這名被打的小伙子本身就有殘疾，腿不方便。5個巴掌強加給殘疾者的道德強制，就成為一個更加鮮活的具體而微的現(xiàn)實縮影。

一系列明確的邏輯推導(dǎo)得到的結(jié)論，也許與我們最直接的感情不同。但是，人們到底是應(yīng)該尊重在最冷靜、最客觀時以理性制定的規(guī)則，還是憑直觀、憑感情、憑荷爾蒙行事呢？答案不言而喻。

再退一步講，即使在現(xiàn)實中，處理問題的各類人因具體情況或個體意識水平而未能做到這一點，也并不代表輿論應(yīng)當為5個巴掌的行為辯解。從某種程度上看，對打人行為的辯解折射出來的社會心態(tài)，比打人行為更危險。當打5個巴掌被認為是對的，那么依照這樣的邏輯，雖然法律有明文規(guī)定，執(zhí)行者卻將它們灰色化的行為也都是對的，如前所述，它們不過是拳頭的另一種形式。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