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來最強暴雨襲擊北京，這成了剛過去的周日里一條重要新聞。

即便是“61年來最大”，我想它驗證出的，不過仍然是城市市政建設與應急機制的短板，它們乏善可陳且再次令人失望，或許正是如此，關(guān)注此條新聞的媒體更多將目光聚焦到暴雨襲城中的“普通公民”身上：一位陌生的市民開車將在暴雨中跋涉了一公里的母女送回了家；一些被水壓沖開的下水道井蓋前一直有環(huán)衛(wèi)工人把守，拿身體作警告標志；一輛車被積水淹沒拖不出來，警察對人群里喊道：“誰來幫忙拉一把”，結(jié)果幾十人沖上去；還有人在微博上主動提出，愿意義務去機場運送滯留的旅客……凡此感人的種種，不勝枚舉。

即便身在千里之外，我也無法不為這些溫暖細節(jié)而感動，平凡人的善舉總是最容易打動人心。一輛沒有漠然馳去的小車，風雨里堅守下水道井蓋前的環(huán)衛(wèi)工作者，以及那些不約而同伸出的救援之手、微博上主動發(fā)出的“義務”聲音，于驟然來襲的危情前，它們是自救舉動，是守望相助，也是可貴的公共精神——— 此刻，所有人只有一個名字：受災者。而所有人都在同一艘災難的傷船上。

只是，在我為災難中的公共精神感動不已時，也不由得思索與想象：當暴雨退后，當災情不再，這些有愛且有擔當?shù)氖忻襁€會“存在”嗎？換而言之，我們還會再邂逅到隨處可見的公共精神嗎？

答案或是不樂觀的。充塞于公眾庸常生活中的，可能仍會是整體不堪的道德觀感與市民印象：身邊那些擦肩而過的市民依舊自私、冷漠與難以被信任，他們可能依舊會不敢扶起馬路上摔倒的老人，依舊會在微博上無端約架，也依舊會時不時蹦出幾句“排斥外地人”引發(fā)軒然大波的言論——— 此間的形象斷裂意味著什么，到底哪一種才是最真實的？

反感用“中國是復雜的”來詮釋此種斷裂，在我看來，“災難中的公共精神”與“尋常生活中的庸常道德”都是真實的，因為它們都對應了最真實的生活背景。之所以會以某種近似二律背反的悖論出現(xiàn)，其實不過是說出了兩點真相。其一，并不像某些人刻板成見的認知，我們并不缺乏公民精神與公共參與意識，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本身就是普通公民的自覺與本能；其二，于尋常生活中，缺少的可能更是公共精神的表現(xiàn)動力與路徑。于是，圍觀者更多看到的是尋常個體者道德之“小”，以及只有災難與大型事故才能檢驗出的公民成色。

別去懷疑“人性本善”，公共精神要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毫無疑問它首先要來自于一種常態(tài)公共生活的實踐。

可反觀現(xiàn)實，此種實踐的參與途徑與氛圍都是不夠的。無論是監(jiān)督公權(quán)、社會自治、道德建設還是平等意識的培養(yǎng)，許多公共事務信息不透明，公民意見表達常被遮蔽，難以達成公平的博弈，這一方面必將導致公共事務“最大公約數(shù)”成效的難以實現(xiàn)，另一方面也必然挫傷公民的參與熱情，被迫自我歸類于“局外人”。最終的結(jié)果自然只會是，常態(tài)語境和現(xiàn)實中，看不到諸如民間組織自治中的自我主體性，也很難生出對他人苦難、遭際的自然同情與援手。

常態(tài)的公共精神從何處來？怎樣才能把災難中的人性瞬間固化為更永久的敘事，成其為觸手可及的社會良性資源？它顯然需要常態(tài)化的“出口”和引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公權(quán)者有著怎樣的道德形象，就會衍生出怎樣的示范效應，公權(quán)者必須積極加強自身道德形象的塑造，以感召和激發(fā)公眾的日常之善。此外，制度建設必須發(fā)力，讓公眾參與到社會之善的共同培育中來。譬如，可否對暴雨中努力作為的普通人加以表彰，以衍生出更多社會正能量？譬如，可否從救濟機制著力，減少普通人行善的后顧之憂？

暴雨“走”后，公共精神如何薪火相傳？這是更真實的“娜拉之問”。在為暴雨中的遇難者送上一支素菊外，它一樣需要被追問。否則，如同暴雨中似乎無解的“看海”現(xiàn)象，每逢災難才現(xiàn)的大人性之美，它雖催人觸動，終究難以令人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