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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接受了《中國青年報》專訪，他提到現(xiàn)在大學精神有點迷失，出現(xiàn)了一種相對來說比較廣泛的精神虛脫。作為全社會來講，包括大學，功利主義盛行。“才子加流氓”與“才子加帝王氣”將會貽害科學、貽害社會。楊玉良作為名校領導，可謂感同身受，也有發(fā)言權(quán)，對大學精神迷失的分析說的也在理。當前中國大學所面臨的種種不足他都進行了剖析，鞭辟入里，值得警醒。

竊以為，若單純的把大學從大環(huán)境中剝離出來，只是針對大學的缺陷進行批判，是有失偏頗的。中國目前存在這樣的現(xiàn)象：社會對大學普遍要求過高，容不得大學有半點污垢，還在夢想著大學應該是一方凈土。中國的大學承載了太多，問題也有太多，但這不能把全部的責任都推給學校。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大學只該負一部分責任。我們應該清楚，大學是社會的一部分，大學里的人也是社會人，他們不可能與社會隔絕的。功利主義風行社會，浮躁氣息彌漫，大學自然不會幸免。

楊校長提到，當今中國的大學沒有成為民族和國家的精神脊梁，高校教師也沒有真正崇尚學術(shù)崇尚真理。筆者承認這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在大學里找?guī)讉€醉心于學術(shù)，不倦于真理的教授、學者很難。所有搞的這些學術(shù)和課題，也都是量化了的，誰發(fā)的論文多，發(fā)的期刊硬，誰拿的錢，獲得的功名就多。上面就是這么規(guī)定的，老師也只能這么干。雖然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歸根結(jié)底還是人，是人就有趨利性，即便想淡泊明志，像陶淵明那樣不為五斗米折腰，恐怕也很難。因為評價體制就是這樣的，長時間不發(fā)論文工資就會受影響，即便學術(shù)搞的再好，沒有以論文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公開發(fā)表也是不行的。楊校長提到，哈佛大學知名教授羅爾斯15年不發(fā)表論文，這要是在中國可能被趕出學校了。

關(guān)于大學成為就業(yè)服務站這點，筆者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首先要明確一點，在上大學就業(yè)這方面我們和西方的那些名校是不能比的，也沒有可比性，中國畢竟人多。每年六七百萬大學生和幾十萬研究生畢業(yè)，不能讓這些人都去搞學術(shù)吧。楊校長認為，大學應該學術(shù)至上，不能把就業(yè)放在第一位，要著重培養(yǎng)大學精神，培養(yǎng)大師。若真的這么干，只能會南轅北轍，不解決好就業(yè)，不把就業(yè)放在第一位，太理想化的結(jié)果是引發(fā)社會危機。先有份穩(wěn)定的工作和收入與一定的社會地位，滿足人的最基本需要才能談其他的。一味的談精神，談理想，不管實際，只能是形而上學，畢竟絕大部分人都是凡人。況且，中國需要大師，并不是人人都能夠成為大師，具備大師資質(zhì)的人也只是極少數(shù)。

在大學高度行政化的今天，“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只能是傳說。并不是那些教授學者不知道當前大學里存在的弊端，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不久，筆者和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董天策常務副院長談到過這個問題。他說很多人在當領導前都是這么想的，但坐上那個位子就不一樣了。誠然，這就是傳說中的“屁股決定腦袋”。誰都知道大學弊端叢生源于過于行政化的體制，然而，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大學不可能去行政化，甚至可能會加強。大學太自由了，環(huán)境太寬松了，都去追求學術(shù)，崇尚真理了，反而是某些人不愿看到的，對他們來講公共知識分子還是越少越好。

既然這個大前提，大環(huán)境已定，我們就無須希冀大學能如何如何了，即便一千個一萬個想也是徒勞的。若一個環(huán)境有著生產(chǎn)“才子加流氓”的土壤，即便去阻止也是阻止不了的。大學精神普遍虛脫這不是某幾個人，某一部分人所能拯救的了的，說到底這不是大學本身的事情，所以也不全是大學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