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17年之久,強奸116人之眾,這一全國罕見的安徽臨泉戴慶成強暴留守婦女案,從3月21日《新安晚報》首次以“人前裝孝子夜間變惡魔”為題予以曝光,直到4月18日《新京報》刊登“安徽‘連環(huán)強奸案’與農(nóng)村治安難題”進行追蹤報道,始終處于輿論的漩渦當中。
通過各路媒體的連續(xù)采訪,留守婦女的生活狀況借助這起惡性犯罪,走進人們視線。作為駐留鄉(xiāng)土的特殊群體,她們集農(nóng)民和婦女兩個弱勢身份于一身,在農(nóng)村治安公共服務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當青壯年男性為了生計紛紛遠離家鄉(xiāng),作為家庭和農(nóng)務的主要承擔者,這些女人在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同時,也失去了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
然而,針對這起案件的報道,一些門戶網(wǎng)站和紙媒,沒有對留守婦女的人身安全予以關照,反倒在標題中突出“受害者大多沉默”的字樣,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和“有恃無恐”,歸因于留守婦女的“忍氣吞聲”。責備留守婦女愚昧、怯懦、膽小怕事,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甚至有網(wǎng)友評論說,此事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留守婦女的寂寞,為犯罪分子開脫。
的確,如果第一個被強暴的婦女主動向公安部門報案,或許可以避免接下來115個婦女受害;假如每一個婦女都能在歹徒的尖刀面前大聲呼喊,或許犯罪分子會被嚇得逃之夭夭。但這都是我們對正常社會生態(tài)的合理想象,卻無法在留守婦女身上兌現(xiàn)。
作家王小波說過,屬于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于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作家說他自己屬于最后一種。農(nóng)村留守婦女之所以選擇沉默,在事發(fā)當中不大聲呼救,在事發(fā)之后不向警方求助,不過是一種自我保全的現(xiàn)實選擇,這當中既有對“壞了名聲”、“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的擔心,也有對公共執(zhí)法部門的信任危機——報案到底有沒有用,會不會遭致犯罪分子更猛烈的報復?假如案件不能偵破,會不會惹來周遭的猜忌和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