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一篇有關(guān)蔡京的文章中說到呂惠卿，我這樣說：“即使在如今改革高揚的年頭，似乎也沒有人搬出呂惠卿，使他重新風光一番；即使在他的祖地，似乎也沒有人將他當作鄉(xiāng)賢，為該地歷史上出過這么一個呂惠卿而感到臉上有光?！比欢?，我錯了。在此之后不過數(shù)年，在呂惠卿的祖地，就有人把他當作似乎能使自己“臉上有光”的“鄉(xiāng)賢”搬了出來，成立了呂惠卿的研究會，召開有關(guān)呂惠卿的學術(shù)研討會，還寫文章說他是十一世紀中國僅次于王安石的大改革家大加推崇。這確實使我感到驚訝。

呂惠卿是什么人，他在王安石變法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他與王安石又是什么關(guān)系？不妨先看史書上記載的一件事：王安石在最后一次被罷相時，耿耿于懷的不是“始終以為新法不可用”的司馬光，而是處處“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的呂惠卿。呂惠卿是福建泉州人，“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這寥寥數(shù)字，使人如見王安石當時對人對己怨恨和悔恨的心緒。

對于呂惠卿其人，朝野早有非議。司馬光說他“險巧”，呂公著說他“奸邪”，連王安石的同胞手足王安國也“以佞人目惠卿”，但當時的王安石聽不進去，因為呂惠卿對他處處迎合。改革之舉開風氣之先，自然難以十全十美，而呂惠卿連這不全不美之處好一概迎合。因而，在王安石看來，呂惠卿無疑也是“跟得最緊”、“舉得最高”的“最親密的戰(zhàn)友”。于是，誰對“新法”有微詞，誰就是反對改革；誰反對呂惠卿，誰也就是反對王安石了。王安石極力援引呂惠卿，使他“驟至執(zhí)政”，大概就出于這樣心態(tài)。如今有人把呂惠卿當作十一世紀中國僅次于王安石的大改革家大加推崇，大概就是因為有這么一段歷史。

其實，早在呂惠卿處處迎合王安石，而王安石又極力援引呂惠卿之時，司馬光就寫信對王安石說：“謅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彼抉R光確實很有眼力，呂惠卿日后的賣“王”自售，就被他不幸而言中。王安石首次被罷相之后，“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迎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边@個時候的呂惠卿，想做的一切，就是千方百計封殺王安石，不讓他再有出頭之日。但他未能如愿，因而在王安石復出之后，呂惠卿又告王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未數(shù)，方命矯令，罔上要君”。這罪名相當嚇人，不僅說王安石完全背棄了正統(tǒng)之儒學，而且說王安石欺騙、架空以至抗拒、要挾皇上，無疑是從政治上到組織上對王安石變法進行了全面攻擊，而這全面攻擊之論，恰恰就出于當時處處迎合王安石的呂惠卿之口，沒有洞察力的人，是做夢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