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實踐中嫖宿幼女罪已基本不再使用，全國人大研究廢除嫖宿幼女罪”，全國人大代表、長期聚焦于取消嫖宿幼女罪的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廢除嫖宿幼女罪已經有積極信號。

四川邛崍的一個案子，可作廢除嫖宿幼女罪的注腳。邛崍法院日前作出判決，兩名嫖宿幼女的嫖客以強奸罪論處，并從重處理，分別判兩人有期徒刑5年。以這個判決來橫向對比嫖宿幼女罪與強奸罪頗有意思。以量刑起點3年的強奸罪審視，邛崍兩名嫖客被判5年有期徒刑可謂“從重處理”；若按量刑起點為5年的嫖宿幼女罪，他們只受到底線懲罰。這說明，若廢除嫖宿幼女罪，對此等行為的懲罰力度未必變重了，反而有可能變輕了。對此，公眾也要有心理準備。

在我看來，嫖宿幼女罪的流變史，就是一部微縮的立法民主史。不管該刑名的立法意圖是什么，廢除是不是有副作用，那都是次要的，整個博弈過程散播出來的民主立法信息令人欣慰。嫖宿幼女罪，立法本意是嚴懲，司法實踐卻跑偏，被指為放縱犯罪、為權貴提供“免死通道”，社會反應強烈。由此引發(fā)了學術界、立法者、司法者、社會精英的廣泛參，紛紛加入到對該刑名利弊、存廢的討論中，媒體給各方觀點提供呈現的機會，一位著名法理學者稱之為“二十多年來最大的一場論爭”。正是有了這場持久而深入的論爭，才有了呼之欲出的結局。

“法律的制定……應當以公民的普遍利益為目的”，為了“發(fā)現”或者“找到”公民的“普遍利益”，或者稱公共利益，就需要通過民主立法把人民的意愿表達出來，匯集成共識性規(guī)范。嫖宿幼女罪的存廢討論，充分展現立法過程實現民意最大公約數的重要性，它既檢討過去，也啟示未來。在未來的立法過程中，需更注重民主性，提升科學性，減少爭議性。

（連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