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下午，全國政協醫(yī)衛(wèi)界別90位委員向大會遞交“緊急提案”，建議將醫(y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并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盡快制定出臺《醫(y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這也是此次“兩會”上的首份“緊急提案”。這里有一個概念，即什么是“緊急提案”？

實際上，針對“緊急提案”，并不能找到一項成文性條款。從以往慣例來看，所謂“緊急提案”多為媒體報道提及。大多數時候，它是指委員們在政協全體會議提案提交截止日期之前，根據當時的一些熱點、突發(fā)，臨時撰寫、提交的提案。比如這次敦促出臺《醫(y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就是基于一段時間以來的暴力傷醫(yī)事件。

“緊急提案”是不是一定要在“兩會”期間提出呢？還是從過往經驗來看，不一定。相對來說，“緊急提案”側重于緊急。它是從地方到全國的政協委員，在地方或全國發(fā)生特殊情況、事件，認為有必要作出相關改進的時候，即可向政協提交的提案。換句話說，并不能因為“兩會”集中了更多的“緊急提案”，而認為“緊急提案”專屬“兩會”。

進一步來說，就要延伸到委員或者代表的職責上了。委員代表的履職工作貫穿于他們的整個任期，而提案議案也是在任期內完成。雖然說全體會議每年只有一次，但履職本身卻不因全體會議的短暫而“壓縮”。在現在來說，這大概已經是一個公認的常識。可是，將履職常識貫穿到日常工作中，可能就看到一些問題了。

拿“緊急提案”為例，緊急所對應的是不確定的重要情形或事件，它是已經出現了某個問題，委員覺得可以通過提出好的提案，來應對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緊急提案有其迫切性，同時在提出的時間點上，又偶然和隨機。因此，照理說來，“緊急提案”應該更多地出現在日常時間段，會議時段“緊急提案”較多，其實不該是常態(tài)。

再來看看過去的典型性的“兩會”緊急提案。最有名的恐怕是2004年的一項“緊急提案”。2004年3月4日上午，在全國政協41組醫(yī)衛(wèi)界委員的討論會上，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指出，非典是由四五十種病原體造成的一組疾病，而2003年由冠狀病毒引起大規(guī)模暴發(fā)的非典只是其中一種。我個人的看法，要么就叫做SARS，要么就叫典型的非典型肺炎。當天下午，這份由30多位委員簽名的緊急提案，被正式提交。這也就是“為政協報告中的非典更名”的“緊急提案”。不從提案本身，只是從時間點看，此時距離SARS疫情期已有一段時間，“緊急”可以指會上臨時提出，卻在時間上存在滯后性。

另一種情況，則是“緊急提案”的“虛與實”?，F在我們看到的90位委員就醫(yī)療機構治安管理提出的“緊急提案”，有著很強的臨時動議背景。但資料顯示，這項“緊急提案”早在去年11月即已提出過，區(qū)別在于，彼時的聯名全國政協委員為30名。這提出一個問題，即可不可以有重復性的“緊急提案”？再則，作為一個牽涉出臺新的法規(guī)的提案，是不是需要投入必要的時間和專業(yè)性考量，不容倉促提案？相反，有些針對特定時期某一事件指出的“緊急提案”，可能會經過漫長周期的調查回復，最后通過出臺相應政策付諸實踐，有的時候，它可能錯過了即時回應的最佳“時效期”。

上述這些與“緊急提案”有關的問題，需要未來更多政治實踐的鍛煉，在國家民主成熟的過程中一點點改進。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