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信陽市政府老促會辦公室官員伍自權被告“強奸”一案有了最新進展，浉河區(qū)檢察院以涉嫌強制猥褻婦女罪對其批捕。檢察院表示，經(jīng)過調查，沒有直接證據(jù)能證實伍自權實施了強奸，但其行為確實構成強制猥褻婦女。(12月6日《大河報》)

官員染指不光彩的事，總會產(chǎn)生輿論放大效應。伍自權若是個不戴帽子的平頭百姓，這起情節(jié)嚴重落俗的案子應該都不能成其為新聞，既上不了報紙版面，更不至于驚動市委市政府。

歷時近三個月，從“事件”演變成“案件”，伍自權如今已然回不了清白之身，無非是“強奸罪”與“猥褻罪”二者必居其一，一樣的臭名，但兩者在量刑上當然相去甚遠。伍自權究竟有沒有強奸，他自己最清楚。如果他真的沒有干，那輿論就沒有理由因為他是官員，“先入為主”地強逼他就范。不僅如此，我們甚至還可以探討受害人小美蓄意“舉報過當”又該當何罪。

反之，如果行為人的確干了，卻死不承認，那該怎么辦?當然不缺辦法。司法不是吃素的，“零口供”照樣可以辦罪，只要證據(jù)到位。就像眼前，犯罪嫌疑人伍自權被定性為“強制猥褻婦女”，其本人是否“供認不諱”已經(jīng)無關緊要，總得有相關鐵證擺在那里。

我們不是業(yè)內(nèi)人士，確實體會不到司法機辦理此類性侵害案件究竟有多棘手，但是，某些常識性考量不能被完全繞開，間接證據(jù)層面上，它們甚至還應該有所擔當。綜觀本案來龍去脈，案內(nèi)案外有著太多的蹊蹺之處，迄今無法作出合理解釋。

首先，強奸屬于惡性刑事犯罪，警方立案的門檻究竟有多高?需要提供多大的證據(jù)量或多高“規(guī)格”的證據(jù)，才能立案偵查?自9月16日接到舉報至11月21日長達兩個多月時間，警方以“沒有證據(jù)”為由遲遲不予立案，以及幾乎未曾開展實質性偵查，這是否恰恰對相關證據(jù)的保全構成損害?

其次，警方明確拒絕立案期間，伍自權頻頻托人找受害者小美斡旋此事，意圖“私了”，這算哪門子事?如此高度反常的“弦外之音”，司法機關何以充耳不聞?

再者，伍自權雖是老促會辦公室主任，其實不是多大的官，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權，倒是與本案相關的另一人物袁某(酒宴參與者)，身為市委接待科科長，他的存在會不會、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案件走向?

更重要的是，此前兩個月不立案，市委市政府一批示，竟然當天專案組就成立了，而且次日就將嫌疑人刑拘，如此“神速”乏善可陳。以“涉嫌強奸”立案，得出的結論降格為“涉嫌猥褻”，這種貌似“退二進一”的折中處置，是向法治交待真相，還是僅僅滿足于向市領導交差?立案偵查之后，既然“沒有發(fā)現(xiàn)”強奸的直接證據(jù)，那么猥褻的直接證據(jù)又何在?同一起性侵犯案件中，“猥褻”的證據(jù)與“強奸”的證據(jù)是各自為陣、絕對分離，還是存在重疊?

從去年曝出的“張麗平案”到今年的“戴套不算強奸”，一類的案情營造共同的“官官相護”之隱語。無怪乎本案受害人小美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的維權之艱。盡管當?shù)馗邔訃懒睢安榍迨聦嵳嫦唷?，但我們有理由質疑，本案的事實真相遠不是目前“猥褻”之罪名所能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