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要不要參加高考的問題，因為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公開信，南科大再一次身處風口浪尖，讓人擔心南科大還能不能堅持下去。
針對香港科技大學三位援建教授對南科大的公開批評信《要改革不要口號》，南科大首屆45名學生中的部分家長在博客上發(fā)布公開信，支持南科大和創(chuàng)校校長朱清時，稱港科大三位教授“在南科大最困難的時候落井下石”。朱清時本人亦在文中回應前同事的公開信，反擊“他們掩蓋了很多真相。比如，他們怎么走的？實際上和他們向深圳市要的報酬有關……這不是一個做人的厚道方法”。并直陳“在這45個學生面前，某些老師應該汗顏”。
港科大三位援建教授對南科大和朱清時的批評主要在：“自主招生、自授文憑”絕不是高教改革核心；“不參加高考”不是改革；無制度設計不足談改革等等。
我理解三位港大教授,也充分理解南科大和朱清時。三位教授一直在香港法治化的環(huán)境下生活工作，習慣于在“道”的層面上思考和處理問題，比如先聘好教授、設計好課程和專業(yè)再來招生，等等。如果可能，我也贊成學校應該軟硬件設施、課程和實驗室安排等一切規(guī)劃完整，萬事俱備只等學生。但是，南科大的改革恰恰是在突破現有的制度管制，所以被迫在“術”的層面上尋求突圍。至于為什么沒能夠先聘好教授和設計好專業(yè)？你懂的，海外教授會因為南科大的合法性問題還沒有徹底得到解決而心懷顧慮，國內教授則更是有可能受到某種特殊“關照”而不敢貿然行事。如果一切都在現有規(guī)范下操作，從高考考生中錄取，那么南科大能夠一如所愿地招到理想中的好苗子嗎？能夠實現一開始就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文憑”承諾嗎？港科大的辦學環(huán)境完全不同，不存在任何外在阻力；南科大正相反，最大的羈絆往往來自外部。不論是高考要求，還是行政管理人員帶著級別進入。而“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授文憑”恰恰是南科大一開始就對全社會做出的招生承諾。如果你處在南科大決策者的角度，會怎么辦？
做任何事情，都會有贊成和反對者，哪怕是合伙人，也會有觀念的沖突、碰撞乃至利益的糾葛等，有人因意見不合拂袖而去，有人因志趣相投慕名而來。分分合合，萬物常態(tài)；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南科大其實很簡單：有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愿意和那么一個學校一起，探索一種有別于當下主流高考、主流大學教育模式的成長方式，哪怕可能付出代價，這代價包括可能不被國家教育部承認的大學文憑、包括學?？赡軟]有真正成為一流大學、文憑含金量不被社會認可等等。大家都是有完全民事責任能力的成年人（其中甚至包括已經年滿十八周歲的學生），難道偌大個中國，世界五分之一人口，連這種可能性的機會也沒有嗎？
有人試圖把南科大的教改看成對現行高考制度甚至其他說不清道不明的制度的挑戰(zhàn)。這其實是把一顆剛剛埋進土里的種子看成了一片森林。而在種子生根發(fā)芽、成長壯大的過程中，需要土壤、需要水、需要雨也需要風，還需要各種各樣的營養(yǎng)。絕大多數種子沒有萌芽的機會，在長成參天大樹之前，大部分種子乃至大部分小樹都可能會夭折。比起每年上千萬高三學生參加高考，南科大現在45名學生所占的比例在小數點后面,幾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
如果將來有一天，南科大成功了，南科大的招生和教育模式成為主流，那也是長期的日積月累優(yōu)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如果它代表的是時勢所然，那么即使沒有南科大，現行主流模式也必須隨時代進行自我調整。一個有活力的社會、有活力的教育，則必須是一個允許探索、允許成功也允許失敗的開放體系。而社會微小組織比如小如南科大的自我探索，比整體制度層面的探索成本和風險都低得多。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