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語說“家學淵源”，自古以來，“家學”就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脈絡之一。這種對于先賢、對于傳統(tǒng)的敬畏，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宗教情懷，有益于世風的淳樸，人心的向善
提到“浙東學派”、“金華學派”，今日之浙江、今日之金華，恐怕多數(shù)人已不知所云。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浙東學派”、“金華學派”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而其中的代表人物或者說開創(chuàng)性人物，就是范浚。陸游有《宋香溪先生范公傳》，對其推崇備至：“東南知有圣賢心學，實自先生始?！?/p>
范浚被人重新記起，不能不說是叨了他的第28代孫范國梁的光，范國梁以“菜販走進北大”而成為當下新聞人物。而只有小學三年級學歷、年已52歲的范國梁之所以要到北大旁聽，則是為了讀懂自己祖先的著作，并心懷壯志，要將“家學”發(fā)揚光大。
以“中國版的堂吉訶德”來形容范國梁，也許恰如其分，但其對知識的執(zhí)著、對“家學”的珍視以及對于“國學”的使命感，則讓人動容。我們甚至可能突發(fā)靈感——“家學”，可否成為繼承與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新的路徑或動力？
有成語說“家學淵源”，自古以來，“家學”就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脈絡之一。在范國梁身上，我們固然看到了他對“家學”的珍視，但也同時看到了“家學”這一脈絡的斷裂，而其背后，則是時代造成的文化斷層——范國梁7歲到17歲的10年間，遭遇的正是“史無前例”的“文革10年”，所以他才只上了三年學，所以直到50歲他才發(fā)現(xiàn)自己竟是名門之后，而且根本讀不懂先祖的著作。
一旦認識到了“家學”對于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特別意義，那么對于民間修家譜、建祠堂之風，就不妨換一種眼光。人們這種對于祖先的崇敬、對于身世源頭的鄭重，既是一種可貴的品質，也間接起到了保存與傳承文化遺產(chǎn)的作用；這種對于先賢、對于傳統(tǒng)的敬畏，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宗教情懷，有益于世風的淳樸，人心的向善。
由“家學”推而廣之，可以推想到鄉(xiāng)邦文化。中國地域遼闊，環(huán)境各異，千百年來形成了各不相同、各有其特質的鄉(xiāng)邦文化。那么我們的學校教育，在“統(tǒng)編教材”之外，不妨有“市編教材”、“縣編教材”，比如說清代大詩人吳梅村的《鴛湖曲》應該走進嘉興市的中學語文課本，杭州的學生理應會背誦很多吟詠西湖的詩句或讀過郁達夫《西溪的晴雨》，紹興人要知道王思任、徐渭，要知道王思任的名言：“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非藏污納垢之地！”甚至不妨有“校編教材”，像“杭高”、“白馬湖中學”這些歷史悠久、曾經(jīng)群賢畢至的學校，它們的歷史以及相關人物的著作，對于其學生來講不僅是一個文化寶藏，更有助于培養(yǎng)他們的人文氣質。
可以說，對于“家學”及“鄉(xiāng)邦文化”的傳承，也正是對于“國學”的傳承，并因其“貼近性”而更有效率。這或是“菜販老范”所給予我們的最有價值的啟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