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有部名為《復活的木乃伊》的童話中，將我們時代稱作“紙器時代”。近日，有網(wǎng)民發(fā)帖《中國人一生需要多少個證書？》，列舉出中國人一生需辦證件，包括家庭婚姻類、身份類、學習工作類、遷徙旅行類、財產(chǎn)相關類等，最后統(tǒng)計多達80余個。網(wǎng)友戲稱:在“紙器時代”，有紙（證）走遍天下，無紙（證）寸步難行。（云南網(wǎng)8月14日）
辦證雜多，從表面上看，是辦事程序繁復，給人們生活帶來不便的問題。而實質(zhì)上，它更隱喻著權力的膨化擴展，與公民權利的弱小。
辦證的作用多樣，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國家對公民利益有條件性的捍衛(wèi)，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有關部門為加強控制與管理，而采取的身份辨別措施；三是通過辦證收斂民財，增加財政收入。
誰都知道，辦證往往過程麻煩，蓋章簽字極為繁瑣；而且需要繳納工本費、咨詢費、蓋章費等有名頭沒來由的費用，再加上來回奔波，讓人苦不堪言。而許多證辦了后，又意味著承擔各種義務，責任捆綁很大程度上又成了對權利的束縛。因此，證件數(shù)量的繁多，也隱含著權利空間的被擠占和權利實質(zhì)的被奴役。
比如中國的暫居證制度，將百姓按照戶籍劃分為“本地人”與“外地人”，從而構成了對弱勢群體的選擇性歧視，致使他們權利被擠占，或承受更多負擔。而震驚舉國的孫志剛之死，也凸顯了暫居證制度的制度化積弊，不少學者指出，要盡早消除暫住證對農(nóng)民工、外來戶等階層利益的損害。
80多個證，成了人們的難以承受之重。事實上，許多純屬私人空間與人本權利范圍內(nèi)的事情，根本就無需證件來插杠；即使是需要證件之處，有的也能數(shù)量縮減，程序簡化。更何況，不少證件成了權力部門權力自肥的憑據(jù)，助長了不良關系的繁殖與腐敗橫行。比如有些創(chuàng)業(yè)者就稱，證件多、手續(xù)麻煩，是他們創(chuàng)業(yè)路上的絆腳石。
證件多，不應是公民社會的常態(tài)。只有真正解放公民權利，保證私人空間“風能進，雨能進，公權力不能濫進”，“紙器時代”才能早日終結，權力與權利才會兩相平衡。（佘宗明）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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