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我們應該如何發(fā)展這一領域的研究？首先，我們必須要進行更多比較研究，不僅要研究當時主要參戰(zhàn)方的政治、軍事、社會與文化背景和狀況，也必須仔細地研究德軍、蘇軍、日軍等暴行和罪行的細節(jié)，尤其需要借助心理學及刑法學的研究鏡片，以了解當時犯罪士兵的意圖。其次，我們必須有這樣一個概念：南京大屠殺只是日軍在全亞洲實行的暴行之一，在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存在很多“南京”，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據(jù)我所知，至今尚未出版關于日軍在全亞洲暴行較為完整的歷史著作，這樣的著作要求能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和解釋日軍對華、韓、菲以及其他國家和美、英、奧等國戰(zhàn)俘的虐待，并繼承高興祖與張純如為代表的研究精神與才華。
這類著作既可向讀者提供更加全面地了解日軍暴行的機會，同時也可匯集多樣的第一手歷史史料。當然，實施這種比較研究項目存在一些困難，其中最主要的障礙乃是語言，因為它要求作者必須掌握漢語、日語、英語或俄語等，但是此挑戰(zhàn)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這樣的研究項目自然會歡迎不同學者的參與，一支來自不同國家和學科的學者隊伍亦可提高這樣的著作的信譽。最重要的是，這類著作也可以將南京大屠殺置于歷史背景和日軍全亞洲暴行的歷史敘述之下，從而避免把南京大屠殺視為一種歷史異常的危險。其實在美國已出現(xiàn)此問題，雖然愈來愈多人對南京大屠殺有所認識，但他們只把南京大屠殺視為日軍在華的唯一罪行，不知日軍在南京所實行的大屠殺其實不是一個例外，在抗日戰(zhàn)爭和日軍在全亞侵略行為中不幸是一個常見現(xiàn)象。
我認為對這類著作的關注已經刻不容緩，因為最重要的證據(jù)——各地的日軍暴行幸存者——已開始漸漸逝去，猶豫不僅會造成許多個人悲劇，使我們永遠無法得知這些幸存者的故事，使其證詞被置于默默無聞和沉默中（即張純如所形容的對受害者的“第二強奸”），而且也算是一種學術悲劇。
（作者單位：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 2005-08-15盧廣榮來榕痛訴日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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