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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鄧小平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兩次被打倒，歷經磨難。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所經受的挫折，需要加以全面總結；如何從制度上保證“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深關注和思考。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系列法制思想的提出，就是他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曲折歷程反思的結果。

一、鄧小平法制思想產生的國際背景

從國際上說，鄧小平法制思想產生于他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經驗教訓的總結。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中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碧K聯(lián)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初，就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形式方面，蘇聯(lián)采取了蘇維埃--人民代表機關的國家制度。這反映出蘇聯(lián)的政治制度包含著民主和法制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蘇聯(lián)實行的又是共產黨中央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當時列寧要求：“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定，對于整個共和國都是必須遵守的?！彼J為：“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一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一直延續(xù)下來，阻礙了蘇聯(lián)民主和法制的進一步發(fā)展。它主要表現為：第一，人民代表機關--蘇維埃的權力不實。第二，國家權力過度集中在共產黨決策機構及其主要負責人手中。第三，共產黨的決策機構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第四，黨和國家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集中往往多于民主。特別是國家的最高權力過度集中在共產黨的決策機構手中，其中黨的領導人的權力之大尤其突出，對于黨的決策機構和黨的領袖在民主制度上缺乏必要的制約。這種制度使得蘇聯(lián)出現了斯大林后期個人專權、個人崇拜，并造成了肅反擴大化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在斯大林領導蘇聯(lián)的29年中，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又犯了人所共知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嚴重錯誤。據統(tǒng)計，在1937年前后肅反運動時期，1934年參加黨的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1108名被捕，其中不少人被殺。在軍隊中被捕被殺的高級將領人數之多更加驚人：5名元帥有3名被殺，10名二級集團軍軍長（元帥）全部被殺，57名軍長中50名被殺，186名師長中154名被殺，456名團長中401名被殺。其他如軍、師、團等各級政委中也有許多人被殺。在軍隊中大約4萬名紅軍高中級指揮人員被殺。在肅反運動中，黨、政、軍、文化、科學等方面被逮捕的總計大約400萬到500萬人，其中大約50萬人被殺。著名人物如原政治局委員、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中央委員皮達可夫、拉狄克，還有主持制造火箭武器的專家，被西方稱為“紅色拿破侖”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都被殺。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給蘇聯(lián)黨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也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損失。斯大林的錯誤給蘇聯(lián)人民心理造成長期抹不去的陰影，蘇聯(lián)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也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因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各界普遍要求進行改革。但蘇聯(lián)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展很慢，政治體制改革卻進展極快。在短短的幾年里，蘇共就從實行“公開化”、放開輿論開始，發(fā)展到實行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這種改革的結果，搞亂了人民的思想，使蘇共的組織瓦解，最后導致蘇聯(lián)共產黨在1991年下臺、國家解體的悲慘結局。由于斯大林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領袖，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我國也實行了“全盤蘇化”的政策，因而斯大林在法學領域中的一些錯誤和有害觀點及蘇聯(lián)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管理模式，不僅傳入我國，而且還被全盤接受。蘇聯(lián)模式給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造成的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斯大林嚴重破壞法制的錯誤及其產生的根源，以蘇聯(lián)模式建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以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的解體，這一切，對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來說，不能不引起深深地思考。這也可以說是鄧小平法制思想產生的國際背景。